范立達〈熱情與執念〉

山崎豐子的作品，在台灣流傳得非常廣泛，細數已經上市的繁體中文版譯著，
就有《暖簾》、《花暖簾》、《女人的勳章》、《女系家族》、《白色巨塔》、
《華麗一族》、《不毛地帶》、《兩個祖國》、《不沉的太陽》、《命運之人》等十部，
因此，台灣的讀者們對她應該並不陌生。

但對於喜愛她的讀者（當然包括我）而言，心中或許存在著些許困惑。
那困惑是：山崎老師從那裡生出來那麼大的創作動力？她的小說題材如此廣泛，是怎麼構建出來的？

這樣的疑點，只能從山崎豐子的三部傳記中找到答案。

天下雜誌出版部之前已經出版山崎豐子三部傳記中的《我的創作，我的大阪》，
在那本書中，山崎豐子很清楚地說明了她早期的作品的創作概要，讀者因 此而能了解她早期作品的背景，
為何都以大阪（她的故鄉）為主。在這本《作家的使命．我的戰後》中，
山崎更明確地交代她創作《戰爭三部曲》（《不毛地帶》、 《兩個祖國》、《大地之子》）
及後期作品《不沉的太陽》、《命運之人》的心路歷程。而創作這些小說時，
山崎豐子可以說已經是一位非常成熟的作家，她在本書 中談到她小說的創作、採訪的方式及小說家的使命，
都非常的重要。個人認為，喜歡山崎老師作品的讀者不但應該一讀，有志朝小說創作之路邁進的年輕人，
更應該 仔細研讀，相信在閱後必有重大啟發。

以我個人的看法，我會認為，山崎豐子畢生的作品中，《戰爭三部曲》應該算是她最重要的創作。
這三部作品之中，《不毛地帶》描寫的，是二次世界大 戰後，
被蘇聯俘虜並被流放至西伯利亞集中營的六十萬日本軍人；
《兩個祖國》的背景，是珍珠港事件爆發後，被美國政府強制關到集中營的十餘萬日裔美國人；
《大地之子》的主角，是二戰後被遺棄在中國大陸的戰爭孤兒。這三部鉅著，耗費了山崎豐子十八年的歲月。

二戰的記憶，一直是山崎豐子揮之不去的陰影，她曾回憶，在戰爭時期，跟她同年齡的男生都被拉去充軍，
女生則被迫中斷課業，集體到兵工廠擦子彈。 生活雖然困頓，但對照周遭一個又一個命喪戰場的同學，
卻又幸運太多。她從那時就認真思考，「生還下來的人，到底該做些什麼？」人生不能重來，
老天爺不能還 她一個無憂無慮的青春歲月，她只能藉由小說創作提醒世人，勿忘戰爭的殘酷。
《戰爭三部曲》一再重覆出現的主題就是：走過戰地的焦土，戰後的日本雖然富裕起來，
但心靈是否仍是一片不毛之地？
在本書中，山崎豐子就這麼呼籲，「忘卻戰爭是很可怕的事，幾乎與自殺沒兩樣。」

要創作這樣的題材，難度當然相當高。其中最困難的，就是如何蒐集素材。

山崎豐子自己承認，「我的作品裡的生命，來自採訪。」
在本書中，山崎豐子也很大方地向讀者分享了她採訪的方式。

她說，她創作的步調是：四天採訪，三天書寫。
但採訪時，並不是盲目的蒐集，會先立訂作品的主題，將登場人物和故事大綱設定好，再開始採訪。

以《不毛之地》為例，為了採訪，山崎豐子獨自橫跨整個西伯利亞，從伯力一路走到莫斯科，
之後，又飛到中東油田採訪。這部作品，山崎豐子前後寫了五年，用掉五千張稿紙。
訪談三百七十七人，登場的小說人物達兩百一十人。

《兩個祖國》是山崎豐子嘗試將二戰時美國日裔俘虜集中營、太平洋戰爭、
廣島核爆、東京大審四大主題結合在一起的小說。
寫作的難度更高。因此，她光是設定主題、閱讀資料、採訪，就花了兩年時間，
之後下筆，又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才完成這部小說。

《大地之子》創作歷程耗時八年，由於書中主題是描寫滯留在大陸的戰爭孤兒及尋找血親的故事，
為了採訪，她住在中國長達三年，待過農村、工廠，走訪過監獄，並曾四度進入中南海，晉見中共總書記胡耀邦。

在那個相當封閉的時空環境裡，山崎豐子在中國大陸的採訪工作，想必相當困難，但在她鍥而不捨地追逐下，
連加入中國共產黨時，該如何填寫入黨申請書、加入後又如何宣誓的細節，最後都躍然紙上。

山崎為小說的採訪，不是只有《戰爭三部曲》才如此工程浩大。
之後，她為了《不沉的太陽》採訪，曾以七旬高齡，四度造訪非洲。
同時，為了清楚掌握航空史上最重大空難發生的經過，她採訪御巢鷹山空難遺族，並閱讀了全部的驗屍紀錄。

至於為了替《命運之人》一書採訪，山崎豐子遠赴重洋，到美國檔案局裡，面對數萬立方呎的檔案，
抱著一本日英字典，逐頁逐字地查找資料，那種精神與毅力，自然更令人動容。

對於採訪，山崎豐子這麼告訴讀者：「採訪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技巧，一切只是在於誠實及努力。」
但其實，要做到「誠實及努力」，就非常不簡單。

例如，山崎豐子為《大地之子》採訪，第一次晉見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時，
胡耀邦以為山崎豐子要寫一部促進中日友好關係的小說，因此表示會盡力協助，
但山崎豐子不改直言本色，很清楚的回答：「小說並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所以不會書寫歌頌中日友好的小說。
但寫作的結果，若能夠促進中日友好，也是一樁好 事。」
而胡耀邦也很大方的說：「妳若想寫中國落伍的部分、缺點、陰暗的部分，都可以。我讓妳的採訪通行無阻。」

對此，山崎豐子一直感念在心，並認為胡耀邦是《大地之子》的親生父親。
這部作品在日本連載期間，胡耀邦過世，令山崎豐子非常難過，
兩年後，她排 除萬難，趕赴江西省共青城，將已發行成上、中、下三本單行本的作品，
獻在胡耀邦的墓前，作為對他的最敬禮。
試想，如果山崎豐子當初為了怕被拒絕，而虛與委 蛇地應付胡耀邦，事後，這部作品要如何獻在胡耀邦的墓上呢？

又例如，在為《兩個祖國》採訪時，山崎豐子想要訪問東京大審的語言審查官。
在史實中，東京大審的語言審查官有四人，
但在審判結束後，一人病死、 一人自殺、一人被送入精神病院，最後一人下落不明。
山崎豐子費了三個月的時間，好不容易找到這名下落不明的審查官，
並進行連續多天的訪談，這才讓書中的相 關情節活絡起來。

耗費這麼多力氣，這麼大量的採訪，真正能應用在小說裡的內容多不多呢？
山崎豐子坦白地說，只有四十分之一而已。這幾乎已經是一種淬鍊了。

或許有人會問，資料的查找與蒐集，有必須做到這麼細緻化的程度嗎？
對此，山崎豐子自謙解釋，「勇氣不足，若不詳細確認，就沒有辦法提筆。」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毋寧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也或許與山崎豐子早年所受的記者訓練有關吧。

除了資料的蒐集，採訪的另一個重點，在於人物訪談。
山崎豐子自述，訪談時，每天早上十點開始到晚上九點才休息，
用在受訪者身上的訪談時間，平均每人約在兩小時至兩個半小時左右。
而採訪後，還必須紀錄、整理，工作時間自早上十點到半夜一點，每天工作至少十二個小時。

大量工作的結果，讓她的健康受了嚴重的影響。
山崎豐子說，在《大地之子》的創作後期，她的右手食指和大姆指之間神經麻痺（橈神經麻痺症），
她只能將鉛筆夾在兩指中間，再輔以左手，用兩隻手一起寫。

所以，山崎豐子自述，她在創作時，就有如入監服刑，
一直要到寫下最後一個句點，才會有一種「出獄了！出獄了！」的解脫感。

剛開始創作時，山崎豐子曾立下「一年一作」的志向，
但隨著採訪難度愈來愈高，創作格局愈來愈大，最後竟成了「十年一作」。
當外人疑惑：「這麼久 才創作一部著作，要靠什麼維生啊？」
山崎豐子卻說：「耗費如此長的時間從事一項工作，最難的是必須對同一件事情持續抱持著相同的熱情與耐心。」

的確，要把八年、十年的時間，全心全意把心思灌注在一部小說上，
連手術麻醉前都還掛念著：「啊！漏寫了…」，若沒有這種執念，長篇小說如何可能 完成？
「寫小說只有文筆好、素材好是不行的，重點是要表現出人情故事。」
山崎豐子自述：「對於人類的喜愛，絲毫不曾厭倦。」這正是她創作的熱情來源。

身為社會派小說家，山崎豐子必須讓她的作品與真實社會的環境、背景及重大的社會問題相扣合，
例如，《白色巨塔》問世時，日本的大學醫學院剛好爆 發嚴重的醫界醜聞；
推出《華麗一族》時，正巧碰上銀行問題；
《不毛地帶》在雜誌連載期間，震驚日本的「洛克希德醜聞」也浮上檯面。
而《命運之人》發表後， 蒙受不白之冤的記者西山太吉也終獲回復名譽。

關於此一巧合，有人認為，山崎豐子的作品都預言了即將發生的重大社會事件，
但山崎豐子卻認為，她描寫的題材都是社會現象，寫作的目標原本就朝著 揭發社會弊端的方向前進，
是因為小說的內容讓讀者們更加關注書中提到的背景，
如醫界、金融業等，一旦關注後，這些行業中的弊端自然也就跟著被突顯出來。

所以，最終還是回歸到「人」的因素，因為對「人」充滿了興趣，才會不停的在作品中描繪人生百態。

小說的題材屢屢觸碰社會禁忌，山崎豐子可謂非常勇敢。

她認為，這正是身為社會派作家的使命。她曾說：「若失去財產，再賺便有；
失去名譽，只要振作也可挽回。但是 ，人如果失去勇氣，那麼還不如不曾活過。」、
「身為作家，我若失去勇氣去寫出應該寫的故事，那麼就等於我已死去。」

其實，旁人再多的介紹，還不如看山崎豐子如何省視一名作家的自我定位：
「小說家這種工作，是挑戰並書寫自己未知的部分。」、
「作家必須自懲，讓 自己處於饑饉狀態。絕不發表無法超越舊作的作品，
要讓讀者接觸新作品時，甚至忘了舊作品。」、
「要寫超過既有作品的好小說，是多麼困難的事。
而且我每天都 會責備自己，為何選擇這樣的主題，然後，繼續痛苦地奮鬥。」、
「作家這種職業，必須擁有超越生死的堅強信念以及生死觀。」、
「與其寫出無味的作品，還不如 不要寫。寫出無味的作品，才是對不起讀者。」

在小說界，山崎豐子就是一顆不沉的太陽。

（本文作者為資深新聞評論員）

資料來源：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51257